毛泽东四张标准像是怎么诞生的
中国摄影博物馆陈石林/中国摄影博物馆网站载文记录中国摄影家协会图片社的创始人，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者陈石林他制作泽东标准像的经历如下：
第一幅标准像：将周围人物去掉
1950年毛泽东和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资料图片）
陈石林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还没有毛泽东主席的标准照，人们举着的巨幅照片仍然是陕北时期头戴八角帽的图像。1950年1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苏联，参加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美国一家报纸发表报道的时候，同时刊登了斯大林和毛泽东头像，头戴八角帽的毛泽东主席与身着华丽元帅服的斯大林并列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当时，身为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发现这个问题，感到作为国家元首的毛主席标准照过于简单，与中国的形象不太吻合，当即向时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建议，希望尽快为毛主席拍摄制作标准照片。
这个建议最终上报到毛泽东那里，得到首肯后，新闻总署派出几名摄影师前往拍摄。由于灯光、拍摄时间等许多客观条件的局限，最终拍出的照片不太理想。于是，萨空了请来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陈正青，请他物色一名技术优秀的图片后期制作人员，在主席以前拍摄的照片中选择合适的图片加工制作第一幅标准照片，经过反复挑选比较，我被光荣地选中了。
第一幅标准像照片（资料图片）
接到这个重要的任务后，我非常激动，马上投入工作，很快把一年多来摄影记者们拍摄的毛泽东活动照片全部找出来选择。最终，看上了1950年毛泽东和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部分代表合影的照片，我选取合影中毛泽东的头像部分，再运用各种技术方法将周围的人物去掉，将背景处理完善，一张使用普通相机拍摄的、图像质量一般的照片，经过精心地修绘翻拍，终于成为毛泽东主席首幅标准照片，由新华社向全国正式公布，当年的印刷数量就达到2000万份，除中国外，还发行到40多个国家。
1999年我国发行最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年我国发行20元面值的人民币，钞票上面的毛泽东形象，也是临摹第一版毛泽东侧身标准像完成的。
第二幅标准像：大量登载于《毛选》中
第二幅标准像（资料图片）
50年代相机非常稀少，毛泽东正面形象的图片就更少了。上级领导布置任务，要制作一幅毛泽东的正面标准照片。
我查阅了当时毛泽东活动的各种照片，经过反复挑选，我终于从一个大的团体合影中找到形象较好的毛泽东正面照片，由于照片是使用美国航空胶卷拍摄的，反差很大、颗粒粗、层次差，如果不进行后期处理，根本无法使用。
经过认真地修绘翻拍制作，一幅形象端重、和蔼可亲的正面标准照诞生了，被运用为早期的天安门城楼挂像，也大量地登载于《毛泽东选集》中。
第三幅标准像：有“偏听偏信”的感觉
第三幅标准像。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第三幅标准像只露出一只耳朵，而且左眼珠
偏上，有“偏听偏信”的感觉。（资料图片）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中央决定制作一幅反映毛泽东当年形象的正面标准照片。摄影记者为毛主席拍摄了一张清晰度和皮肤质感较好的照片，但是，由于存在一系列的摄影技术问题，画面的整体效果不太理想。
最终领导还是决定让我来加工制作。
我用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完成了第三幅标准照的制作工作。
1960年至1966年天安门城楼悬挂的巨幅画像就是以此为摹本绘制的。
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追悼毛主席大会上使用的大幅画像也是使用第三幅标准照片放大的。
第四幅标准像：老人家很喜欢
第四幅标准像（资料图片）
1964年，中国人民对领袖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高潮，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第三幅标准像只露出一只耳朵，而且左眼珠偏上，有“偏听偏信”的感觉，因此，中央决定重新制作一幅露出双耳的标准照，选派摄影记者专程为毛泽东拍摄，但是图片的整体效果不理想，有关领导决定还是让我进行后期暗房加工制作。
我运用新研制成功的“透正拷负”工艺，对影像进行了精细的修整，制作出层次丰富、质感强烈，形象庄严的标准照片。
1998年元旦前夕，毛泽东女儿李讷见到我时热情地说：“第四幅标准像太好啦，老人家很喜欢，是老人家亲自圈定的”。第四幅标准照从1964年起一直沿用到现在。
谁是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画像的制作者
画像时，左辉、张松鹤等人站在脚手架上绘画，辛莽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指挥。但画像画完挂出之后，一些群众提出了意见：“毛主席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
在天安门城楼正中上悬挂着一幅中国人民最敬仰的毛主席的画像。毛主席画像历经风雨，画像有数次更迭。人们不禁要问，历年来绘制毛主席画像的人是谁？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签署：“阅兵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的批示，明确地表明天安门城楼将作为开国典礼的主席台。
天安门城楼将接受人民的检阅。
天安门城楼的修葺工作迅速展开。国立艺专家实用美术系教师周令钊受领的任务是为天安门城楼绘制毛主席巨幅画像，为开国大典之用。
周令钊受领任务之后，便和他的学生陈若菊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靠东的空间紧张地工作起来。他们把木板竖在墙上，搭起三层脚手架。负责古建的油漆师傅为他们打底、调颜色。
他们以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为摹本，把主席的衣领画为敞口式样。但聂荣臻同志看后指出，主席的衣领敞口式样不妥，因为开国大典，要严肃一点儿。
周令钊和他的学生便遵照聂荣臻的指示，重新改画了衣领。
9月底，绘制工作完成了，工人们把巨像挂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幅主席画像就是10月1日开国大典时悬挂在天安门城楼的主席画像。
1950年，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的辛莽同志应胡乔木邀请来到中南海，接受画毛主席巨幅画像的任务。
曾是延安鲁艺的美术教员的辛莽，挑选了一张毛主席免冠、双眼略向上看的半侧画像。由于当时画巨幅人物肖像缺乏经验，辛莽便找来从解放区来的左辉、张松鹤等人协助。画像时，左辉、张松鹤等人站在脚手架上绘画，辛莽则站在远一点的地方指挥。
但巨幅画像画完，挂出之后，一些群众提出了意见：“毛主席有一只耳朵不好看，而且眼睛向上，好似‘目无群众’”。
辛莽等几位专家听到这些意见后，又选择了主席一张基本正面、双眼平视前方的照片。这幅画像挂出后，反映很好。
毛主席的画像每年都要更换一次。一般是在八月“立秋”前后开始画，到国庆时换上新的。
工作人员在更换新的画像
1953年后的毛泽东主席画像是由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杰出的肖像画家张振仕所画。张振仕求学艰难，绘画功底深厚。他在窄小的侧院里默默作画。一画便是11年，直到1964年，绘制巨幅画像感到力不从心时才停手。
1964年以后的毛泽东画像是由美术公司的王国栋画的。
他绘制的画像以毛泽东半侧面、双眼平视的照片为摹本。他注重对毛泽东眉宇和眼神的表现，力求在描绘主席慈祥和善的同时，表现出他性格中敏锐、机智和洞察一切的层面。
王国栋在绘制巨像时，既能准确地掌握人物的轮廊，又能以中国老百姓可接受的方式着色。他画的主席像虽然是油画像，却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是1949 年以来画家们从事毛主席像创作的一个关节点。十几年来，画家们慢慢改进，不断积累经验；有关部门对主席照片几经挑选，并做修版等技术处理。到了60年代中期，王国栋在多位画家工作的基础上，终于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使主席巨像愈益显示出领袖的风度和神采，能普遍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王国栋在绘制主席像时，曾遇到不少的难题。因画像巨大，没有整块的画布，只好用3块画布拼接在一起。因接缝不平，画面上两道直续上下的棱子十分显眼，这样就影响了肖像面容的美感。为解决画布问题，哈尔浜亚麻厂与天津地毯厂合作攻关，终于试织出密度不同的几种宽幅亚麻布。
毛主席画像是以稍微倾斜的角度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每逢雨雪，画布后的五合板受到浸泡，很快就影响了画像的色彩。为解决这个问题，天安门管理处经过逐步摸索与改进，最后用铝合金板置于五合板后，雨水可顺着铝合金板流下，从而保证了画像在较长时间内不变色。
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掉。王国栋怀着悲痛的心情绘制毛主席像。这是他最后一次画主席巨幅画像了。他把颜色调得很淡，把无限哀思凝聚于画布了。在举国追悼的日子里，天安门城楼换上了新华社制作的毛主席巨幅黑白照片，追悼会后仍悬挂王国栋画的画像。
1992年初，王国栋退体。他早在1971年就开始培养接班人，接班人是18岁的葛小光。
葛小光在北京市美术公司油画，后在创作室画毛泽东、孙中山和马恩列等领袖像。
葛小光在师从王国栋绘制毛主席巨像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只照一两张照片临摹，很难体现人物的神貌；要更生动、更准确地把毛主席的伟大形象再现在巨大的画布上，光靠画笔下的功夫虽然是不够的。于是，他便广泛搜集资料，先后收集了60多幅主席画像，从中筛选出十多张有特点的照片，编成一个小集子，作为画像时参考。
葛小光的画室在天安门城楼的西北角，是一座面积为90平方米，高8米多的铁棚子。以铁皮为材料搭棚主要是为了防火，顶部由半透明玻璃铺就，是为了让阳光从顶部均匀地透射进来。这样的画室，夏天暑气蒸人，冬天寒风刺骨，但为了画好毛主席画像，为了保证每年“十一”天安门城楼悬挂崭新的主席画像，葛小光不畏酷署严寒，如醉如痴地画着。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葛小光力求通过对毛泽东眼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传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部襟，并力图通过这双眼睛，在领袖与人民、历史现实甚至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画像时，他总是在寻求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表述，但也正是这种感觉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神似。正如许多人在天安门城楼前仰视毛主席画像时，都会说出同一句话：“真像”！
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高6米，宽4.6米，加上像框，总重量达1.5吨，这是在全国、亚洲甚至在东半球，也是最大的手工绘制的肖像。
（摘自《天安门广场备忘录》 作者：树军 西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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