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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的创始人至今无确切的考证，流传较多的说法是阳羡（宜兴古称）金沙寺（在宜兴湖滏镇西南）僧人。据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载，成化～弘治年问（1465～1505），金沙寺僧“搏紫砂细土。搜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捏口、柄、盖、的，作成壶具。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这段文字表明金沙寺的僧人会做紫砂壶。可是至今没有物证。
每谈到紫砂的起源，总离不开湖滏金沙寺。金沙寺，宜兴紫砂发详地，位于宜兴市湖滏镇西街村的寺山（九里山）。湖滏金沙寺如今已荡然无存，连一点点痕迹也难寻。湖滏有寺山，此山既然被人们称作寺山，山上当有着名的寺庙。据记载，唐昭宗宰相陆希声曾在此读书，建有别墅，后人称陆相山房。后改为庙宇，即金沙寺，有殿堂僧舍千间。宋熙宁三年（1070年）宁神宗赐扁额“寺圣金沙”，由此可见金沙寺当初规模和影响了得。建炎四年岳飞曾屯兵该寺，并有题咏，还在寺内白果树上拴过马。后来这金沙寺又成了明代吴颐山读书迎考的地方。吴颐山乃名仕，字克学，宜兴人，正德甲戊进士，与苏州唐伯虎等交往甚密。他有个书僮名叫供春，在服伺主人之暇，“偷仿老僧心匠，亦淘细土搏坯，茶匙穴中，指掠内外，螺纹隐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现节腠，视以辨真。今传世者栗色闇闇（an`），如古金铁，敦庞周正，允称神明垂则矣。”供春在寺内向金沙寺僧偷学用紫砂泥制壶，经过一段时间后，供春用其收集到的那一把紫砂泥仿造寺内一颗长满瘤的千年银杏树制作了一把壶，即“树瘿壶”。供春把紫砂壶从实用领域带进了艺术领域，使原来实用性为主的壶更有文化气息；由于这种壶很合文人的意，于是这种仿照自然形态的紫砂壶一下子出了名，人们叫它供春壶；同时供春也被称为是壶艺界的鼻祖。
明代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说：“宜兴罐以供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供春壶被品价如此之高，在当时已极其珍贵，供春制壶名扬天下，昔日金沙寺僧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供春壶成了艺术珍宝，被秘藏于名门大族之家，被文人吟咏记载于文献之中，被辗转流传到海外，亦被人精心仿造。紫砂壶是陶器，容易损坏，几百年来，传说越来越多，存世的极其罕见。仅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一树樱壶，壶盖还是后配的。供春壶的发现还有段曲折的故事。《苏州杂志》有如下记述：
五十年代初，文物鉴定家、书画家吴雨苍先生，奉调苏南区文管会，办公地点在今苏州拙政园。是年，着名爱国人士储南强先生（储安平之父）从宜兴到苏州，吴雨苍先生接待。储老身穿宽大衣袍，长髯拂颌，风度潇洒，一口宜兴土话，听说文管会要设宴招待，便对吴说：“不要多备菜肴，一菜一汤一饭可矣。”
当时的拙政园枇杷园内，有平房三间，并设有小灶。游客可随意点菜小酌，菜肴花色不少。文管会之所以在此处招待储老，是因为周围环境幽静，比较高雅，但最主要的还是储老对中国的文物保护颇有建树。例如，储老倾其家产整修宜兴善卷洞、张公洞、，是善卷洞、张公洞风景名胜的开发人。而且，这次是专程来苏州向国家捐献平生收藏的数十件文物，除了“洞天四宝”（印章）外，还有一件国家重宝，这就是明代的“供春”紫砂壶！储老亲自向吴雨苍先生介绍了这把供春壶的来历。原来，这把供春壶的造型，颇为奇特：外貌如树瘿累疣。由于年代久远，表面蒙污，被撇在苏州冷摊一角，无人问津。约在1927年、1928年光景，储老在苏州杂货地摊上发现了它，拿起壶体仔细把玩，发现壶柄旁有“供春”二字的刻划，心中不免一动——储老心中明白，最早造壶，并没有在壶底刻年号或印章的习惯，一般都只是用尖竹片戳刻制壶者姓名于壶柄。直到制壶名家时大彬，才开始将姓名刻在壶底，但仍不用印章，不记年号。此壶壶柄有姓名刻划，壶底却无年号，很可能真的是把古壶。储老当时便向摊主了解该壶的来龙去脉。据说是绍兴傅叔和家中流出，而傅家此壶原为西蠡黄氏所臧。黄氏证实，该壶曾由苏州吴大徴家收藏，而吴又得之于沈钧和处。经几番考证，确系明代供春原作云云。
储老在苏州时还随身带有一本记录簿，亲笔记述了各种文物的发现经过和考证过程。关于供春壶的来历，储老也是这样亲笔记录的。是吴雨苍先生将其与储老相应捐献的文物一一对照过目后，记录簿与捐献文物一起随同入库。
后来，捐献的文物又由苏南文管会移交给南京博物院。北京建成中国历史博物馆后，向全国征集国家级文物，供春壶入选，并于国庆十周年前夕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但储南强的记录簿至今仍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早些年曾出版《国宝》一书，其中就刊登了储老捐献的多种文物（包括供春壶）资料及图片。
当时吴雨苍先生一边看记录，一边又仔细鉴定了供春壶的全部体貌：壶为赭土黄色，砂胎，表面七凹八凸，结累如疣，胎体较薄，很轻，不像现在一般砂壶那样厚重。诚如前人（据云是吴颐山侄儿）写的《阳羡茗壶赋》所云：“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
供春壶的壶盖，也值得一提。当初，吴大徵得到供春壶时，已无壶盖，于是请制壶名手黄玉麟重配了一只呈北瓜蒂状的壶盖。后来着名山水画家黄宾虹见了，认为树瘿壶身配北瓜蒂盖有点不伦不类。储老便请现代制壶名家裴石民重新做了一只树瘿壶盖，略如灵芝状。在壶盖的周边外缘，刻有潘稚亮（潘序伦之兄）两行隶书铭文：“作壶者供春，误为瓜者黄玉麟，五百年后黄宾虹识为树瘿，重为盖者石氏，题记者稚君。”
供春壶之所以特别轻巧，据储老解释是：供春当日捏制陶壶时，所用的不是一般的陶土，而是寺僧洗手缸中沉淀的泥沙，甚至是手指纹螺中嵌入的沙泥，特别的纯净细腻，杂质少到最低的限度。紫砂专家顾景周另有一说：供春当日制壶时，起初是制着自娱的，胎体特别薄，而且是用小焙炉“试焙试烧”以文火烘成，并不是大窑内猛火烧的，所以火候十分到家，壶体因而特别轻巧。
储老觅得供春壶后，十分爱惜，终日摩娑不已，并在宜兴城外西溪筑“春归楼”保藏。当年英国博物馆闻讯后，愿出价2万元收购，被储老婉绝；日本人更是觊觎已久，抗战时，扬言要以8千元收买，储老把它埋入深山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把它起出。解放后，终于让它有了真正的归宿。
后来，当代紫砂壶专家顾景周曾来苏州“拜访”供春壶，也是吴雨苍接待的，顾景周衷心钦佩储老的爱国行动。顾还对吴雨苍说：“现在各地发现供春壶的不少，但除此之外，还没有发现一件是真的。”吴雨苍先生每回忆到这里，总也是十分感慨，说：“近年在港台都有所谓供春壶的收藏者，但他们的‘供春’与储老捐献给国家的供春壶相比，不知如何？希望能有所布白。”
《苏州杂志》的刊述经吴雨苍老过目并修改。今天成为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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